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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陆垚等人在擂台赛上大展拳脚的时候，远在边关的范仲淹和韩琦，也在与大夏国进行着谈判。同时，王安石和陆垚提出的先弄清楚对方的兵力部署和配备，以及周遭一些环境的调查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宋夏之间的战争，占据主动的会是李元昊一方，最后双方的结果就是宋夏和议。
庆历和议是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与西夏达成的和议。宋夏战争爆发后，宋朝屡遭失败，损伤惨重，朝野震惊。且军费开支浩大，人民负担加重。西夏在对宋战争中损耗也颇严重。又因双方停止互市，西夏国内物资日见匮乏，故遣使与宋议和。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双方定议：1西夏首领元昊答应取消帝号，而由宋朝册封为夏国主；2宋每年赐予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有其他岁时赏赐，合计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3重开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高平寨（今宁夏固原）等沿边榷场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北宋藩属西平王元昊（又名曩霄）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史称西夏。翌年，宋仁宗下诏褫夺元昊所受宋朝官爵和赐姓，以定难军节度使悬赏其首级。元昊则出师攻宋，挑起宋夏战争，自康定元年（1040年，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先后在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战胜宋军，俘宋将刘平、石元孙，杀任福、葛怀敏。宋朝无力消灭西夏，主和意见占上风，而西夏在进一步攻击时被宋朝知原州景泰挫败，无法实现“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目标。
元昊作为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其决定停战议和，主要出于三点：
连年战争使西夏本身就很脆弱的经济难以再承受继续大规模作战的重负，上下困乏；
由于宋知延州范仲淹等人的经略，宋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并且坚壁清野、严守城寨，不与西夏正面交锋，使西夏难有新的作为。
契丹借宋夏战争之机向宋索取更多岁币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接着对西夏施加压力，元昊与契丹交恶，西夏面临两大国夹击的危险境地。
西夏在宋夏战争中掳掠所获财物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榷场贸易所得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在建国称帝之前，西夏每年都可以从宋朝得到“岁赐”的白银万两、绢万匹、钱2万贯，这是夏国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沿边榷场，党项人还以境内所产的青白盐及畜产品换取宋朝的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这些物资都是夏国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宋朝实行经济封锁政策，停止“岁赐”，关闭榷场，不准青白盐入境，禁止双边贸易，从而给夏国的经济以致命的一击。在夏宋战争中，虽然夏国取得了胜利，但是本国也伤亡了很多人马，正如常言所说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致使元昊为发动战争而点集人马越来越困难。按照西夏的兵制，各部落青年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人人都是兵，不是当正军，就是从事杂役。一声点集，由部落首领带领，立即出动，还要自备马匹和粮食。元昊称帝后，连年对宋用兵，使田地无人耕种，牛羊无人放牧。连不少部落首领也反对再战。
总之，由于连年征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致使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西夏“财用不给”，严重地阻滞了西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以致民间有“十不如”之谣。加上西夏与契丹之间又出现了嫌隙。所以西夏愿意议和。
康定二年（1041年，天授礼法延祚四年）正月，元昊派人到泾原乞和，又派归塞门寨主高延德到延州，与知延州范仲淹约定正月二十九日至保安军。范仲淹看到高延德后，发觉元昊并无诚意，且无表章，不敢上报宋廷，于是派监押韩周携带自己写的劝和信，同高延德一起送到元昊那里。二月，元昊一面发动好水川之战，一面让亲信野利旺荣回信范仲淹，言辞更加傲慢，范仲淹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烧书信，并将副本上报宋廷，随即因私通书信被降职，并调知耀州，宋仁宗以庞籍知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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