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乔国桢同志

周铁忠

国桢啊!自从1950年7月某日,知道你为革命的事业牺牲之日起,我总是检查你给我留下的印象。现在将我见到你的印象分秩序地写出来。你看看是否我的记忆是错了还是未错。

第一次我和你见面是在天津东关一间很破小的房子里,你是为传达组织解决我的工作去的,这是1929年秋末冬初的日子。当黄包车夫(即现在的三轮车夫)扶着你进我的破房时,我大吃一惊。腿不能行走的人,为什么来我的房子?我也不问你是做什么事的,以为你是串错了门的客人,不叫你进我的房。你回答说:“不是串错了门。没有错。大姐,我是你家中的人托我看你的同志。”这样的回答我明白了。把你从黄包车夫手中接过来,将你扶进我的房间。你的坚强的回答打痛了我的心,为什么一条腿不能行走的人,还是共产党员呢,还来到我的房子里来看我(当时我的住址只有党知道)。这时我不知说什么话来安慰你腿不能行走的痛苦,你一点也没表现腿不好,有什么困难和痛苦,坐下就在你的怀中拿出组织的介绍信来。我知道了你是给我解决工作问题的。谈出你的来意,同志,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感情最丰富的人,你更不会知道我是会服从你的坚强模范(腿不能走的共产党员,我做工第一次见到)的榜样的。你和我谈工作总说是党的意见,丝毫未露出你是做职工运动的人,就是问我是否愿做纱厂的工人,我听了你的话,未及考虑地回答:“顶好,我愿服从组织的决定,去学习当纱厂的女工人。”同志,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就写这里吧!以后,我们经常在一块开会研究工作。当你在我的眼前出现时,就觉得你那种克服困难的精神就是给我力量。我们工作时间不长,也就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次你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你夜晚不能回到天津市里的时候,叫张玉的门,未叫醒,惊动了工房警察,工人说有坏人,吹了警笛,你是不能见警察面的人。你跑到我的房里避难,等我早晨下班回工房时,你表现得很谦虚地说:“大姐,昨夜十二点后我来你们的工房,想叫开张玉的门,在他家睡,哪知他酒醉了,就是叫不醒,反把警察叫来了,警笛吹得很紧,我不能出你们院子了,所以就开了你的房门躲下了,警察在院子找了一遍走了。你知我是跳狱出来的,若是被警察捕去了,我就活不了。逃犯又捉回一定要枪决”。同志,你光说你是跳狱的逃犯,你未说你为什么被捕,做什么工作。从那时起,我的精神不安了,这样的同志只能扶着手杖走路的人,还做跑路的工作,我真不知如何说才能把我的同情表达出来。同志,我多次提出你的身体不健康,不适宜做跑路的工作。你的回答是为工作,不说第二句话了。

同志,你的刻苦,你的坚强,你的忍耐打动了我的心。我下了决心给你找安全的房子,为了工作,为你的安全,为了文件的保存,我在小刘庄找到一间房子,把文件保存在这房子里,你可以有了安身之所了。这样你工作有了方便,移到小刘庄不过三周,我被捕了,但你还利用小刘庄的房子进行工作,你和我从此就不能见面了。这一隔就是九年不见面。

第三次的见面是在北平的阜成门外落拖庄[罗道庄]万家。

同志,那里这次的见面比任何次都惨啊!你的希望是要见你未见过的女儿,可是我未把你的女儿带来。你问声:“孩子呢?”我说:“在湖南”。你不问二句了,面向床里了。你失望,不愿理我,我呢?我希望见着你身体健康,来帮助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并肩前进!哪知是比第一次见面更可怜!肚大腿细,不能行走的肺病的人啊!你不说话,我流了泪。你说:“革命的人掉泪不怕羞。”这是第一次见到掉泪。我坐了足够三小时,你说话了,“大姐你该回去了(有白家驹在)”。白说:“她几千里路来,你叫她回什么地方去?”你的回答是坚定的:“她回北京(平)城里住下,我这里不能住。组织上会处理她的问题,我不是叫她来得肺病的,我叫她来,给组织把关系问题解决,好工作,我不能自私。”同志,你这样的坚强意志教育了我,我同白家驹回北京(平)城了。同志,你是革命的坚强者,可是环境啊、客观的环境会改造你的坚强。七七事变到了你我的头上,你是不能行动的病人,党给我下了指示:“你,铁忠,你的任务保护乔国桢同志。”我的任务很明显,就是保护[你],这时你也只服从组织的决定,我们开始过家庭生活。我把你送到西安,一路上你可知道是如何过去的吧!到了西安,为了你的安全,我陪你上了[终南]山。你叫我,指示着:“大姐,我们上了山,我做和尚,你也作(尼)姑子。”我当时不在意,看到和尚来,你吩咐替我找个地方住,我才明白,你又是要和我分开了。你对我说“大姐,我们要看长远,现在国家这样的环境来给我养病,我不下决心休养,我俩同住一房会影响我的休息,你能不爱护我吗?”我没有话说,你的话是真理,我住一房,你住一房,你不叫我不能进你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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