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又一个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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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又一个传奇

萨特陷入了苦闷之中，他那个关于安托万·罗康坦的故事的书稿被著名的加利玛尔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拒绝了。

退稿这种打击对萨特而言可不是第一次了，可这次的确让他心灰意冷，简直有些无法承受。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早在他服兵役期间写成的论文《论偶然》是这本书稿的第一个版本；1934年在柏林留学时，他完成了第二版的修改，而回来后又听取波伏娃的意见一页一页地重新删改。直到此时，他才完成了第三版的修定，并取名为《忧郁》。近乎6年的心血要化为乌有，萨特悲痛万分，忍不住潸然泪下——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情。

然而1937年的一天，一封信使萨特的眼睛一亮：是伽利玛尔出版社让他尽快去一趟。略微有些忐忑不安的萨特终于见到了那位枪毙了他的手稿的波朗。波朗开门见山地告诉萨特：稿子不可能登在他们杂志社主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你投给我们的作品太长了；要登六个月。要是登上去的话，等你连载第二次时，读者早就跑了，不过，”他顿了一下，“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他开始赞扬起《忧郁》来，萨特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紧张得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马上就会通过比较来找我的作品的茬儿了吧。”他暗暗猜想。

“你知道卡夫卡吧？”果然如他所料，波朗说出了一个萨特似曾相识的名字，但此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摇了摇头，波朗的兴致越来越高：“尽管你俩有不少差别，但当我读你的小说时，只有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一切开始明朗了。原来，萨特和波朗之间有些误会。波朗并不看低这本书，他只是拒绝把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至于能否以书籍形式出版，他则拿不定主意。现在，加斯东·加利玛尔本人亲自批阅了这本书，爱不释手，决定在1938年予以出版。这位出版家惟一不满意的只是这本书的题目。萨特提出把书名改为《安托万·罗康坦的奇遇》，在取书名方面饶有绝窍的加利玛尔也不同意，因为这可能会使读者误认为这是一本通俗的冒险小说。他斟酌再三，建议改为《恶心》，萨特接受了。

1938年春，《恶心》出版了，评论界以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接受了它。

《恶心》的成功是势所必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许多欧洲小说所表达的一类情感的先期预告，因而是一部生逢其时的书。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第一次感觉到：文学与其说是揭示生活秘密的手段，不如说是研究内心和清除幻觉的共呜板。

同一时期，《新法兰西杂志》还发表了萨特的短篇小说《墙》，这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墙》描述西班牙战争中囚犯等待处决和临刑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所谓“恐惧”心理。《墙》使萨特这位文学新人备受瞩目，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他。

1938年春是一个忙碌而有趣的春季。除了在巴斯德公立中学继续教书，重写待出版的其他短篇小说外，萨特还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成了一名批评家。

1940年5月10日，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突破马其诺防线，进入法国本土，始料不及的法军未作任何抵抗，真正是“一触即溃”。5月23日，萨特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尼赞在前线阵亡。6月21日，也就是萨特35岁生日那天，他与成千上万溃退的法军一起当了囚犯。

萨特最初被关在巴卡拉，两个月后被迁至西德特里尔集中营，随后开始了将近9个月的战俘生涯。身处沦陷了的巴黎的波伏娃深深地为萨特担心：这个一直养尊处优，一直无法忍受纪律和强制的人能忍受得了成为一名俘虏吗？但萨特接二连三的热忱来信使她稍稍安心了一些。信中说，战俘营的情况远非无法忍受，供给的东西是不太够用，但犯人们不必劳动，因此他仍能坚持写作。集中营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已经交了很多朋友，并日益感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有意思。波伏娃半信半疑：萨特果真是如此坦然经受这一切变故吗？他怎么会对那样一种明显的痛苦生涯“怀着强烈的兴趣”呢？

萨特并不像波伏娃所担心的那样，是为了宽慰她而编造谎言，他甚至一点儿也没有夸大其辞。战俘生活的确不让萨特感到难熬，他感到自己正在重温好久都没有过的集体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乐意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战俘营是每15个人一起睡在地板上，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干，俘虏们几乎成天躺着。然而这样的生活并不乏味，因为“可以无日无夜、毫不间断地与人交谈，直接往来，平等对待”。萨特从这种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开始努力使自己像一个普通人。他发现难友们大多都是拒绝妥协和让步的高尚的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兄弟情谊既牢固又美好。此外，萨特十分欣赏这些人即使处于厄运中也毫不减弱的即兴机智，而集中营生活中无时不体现出的简单的纯朴则让他回味无穷。

狱友们也十分喜爱萨特，因为他博闻广见又口若悬河，他的嘴里总会出其不意地吐出让人捧腹大笑的句子。一有空，他就给大家上哲学课，讲海德格尔、尼采、司汤达……萨特原来是不大喜欢讲课的，现在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因为此刻知识真的成了点燃生命的火花。

尽管对这段监狱生活萨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在监狱中等于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他仍然热切地期盼着逃出牢笼、回到巴黎的那一天。由于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社会他的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关于未来的设计实在是太丰富、太急迫了。萨特和狱友们在等待着每一个可能的逃跑机会。不久，时机终于到来了。由于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百姓，德国方面同意释放那些太小或太老以及身体状况不行的。要伪造一个能证明自己老百姓身份的证件太容易了，关键是如何让德国人相信你身体不合格。许多伪装者都被一眼识破了，因为当问及：“有什么病”时，他们千篇一律地回答：“心跳过速。”这种症状太容易做假了，于是他们被重新关回牢里。轮到萨特了，他把右眼皮翻开，露出几乎快要瞎的眼睛，可怜兮兮地说：“我什么都看不清。”这个证据医生们很满意，这样，萨特被当作老百姓释放了。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周折，萨特顺利地回到了巴黎。可沦陷后的巴黎让萨特惊愕不已。在集中营中，萨特和难友们发誓永不屈服，和侵略者抗争到底，而巴黎——法国的首府，却作了太多的妥协，巴黎人远没有萨特想像中那样坚贞不屈，人们为什么都在黑市上买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一份申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成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连波伏娃都签了？萨特不由得皱起眉头：他没有想到逃出集中营重新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便丢失了那种紧张、团结的气氛以及简单朴实的生活环境。巴黎和集中营不同，你不得不活，但活着就是一个亡国奴，就意味着你妥协了。萨特不得不好好思考一番了：应该如何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又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实现他在狱中时对未来所做的种种规划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萨特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兵役和战俘生活使萨特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用萨特自己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便是：“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

萨特回到巴黎后变多了，那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变化，连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的波伏娃都感到他有些陌生了。他的表情常常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僵硬的。他满口集中营的语言，动不动就对人进行道德说教。然而让朋友们惊诧不已的还不止于此：萨特说，他回巴黎不是为了享受自由的甜蜜，不是为了单纯地活着，而是为了采取实际行动。在德国势力如此嚣张的巴黎，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波伏娃既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萨特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彼此闭塞，而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他要做的正是打破这种闭塞的局面，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强有力的抵抗运动。

事不宜迟，萨特立即着手与政界发生联系。他找到了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坚定的反德分子。此外，高师时的同学梅隆·庞蒂也被他联络上了，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抵抗组织，萨特和小组成员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取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

“社会主义和自由”小组的成员们投入了紧张的斗争中。他们常常在旅馆里或某一位成员的家里碰头。萨特忙于撰写一些煽动性的文章，然后在小组创办的地下小报上刊登出来，其他人则马上把这些简报以及其他宣传小册子散发出去。

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萨特认识到哲学是什么时，哲学就成为他心目中对于作家的根本要求。萨特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哲学思考，这不仅因为他认为文学必须有哲学为其服务；也因为其本身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于是，《存在与虚无》——萨特的第一部哲学专著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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