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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基厂和谈之路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从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全面夺取城市的阶段。北平的解放已经被历史的进程推到了火山口上。人们翘首望着傅作义将军。他的态度如何成了北平能否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关键。平津前线总部、北平地下党组织以及诸多的爱国人士都努力做傅作义的工作，促进平津战场国共两党的谈判。
杜任之再次会见傅作义。这是由阎又文精心安排的。阎现在已晋升为傅作义总部办公室副主任。会见地点在新北平铁家坟前线指挥部。
也许因为这次见面杜任之怀着比过去任何一次相见更加明确与迫切的愿望，所以他竟然免去了往日那种必不可少的寒暄。
傅作义不可能没有觉察，但他并不经意地问杜任之：“有事吗？”
杜任之以问代答：“不知将军是否注意到了，由于吴化文与解放军的合作，济南解放了。”他说得含而不露，但用意却显而易见。
傅作义仍然表现出很不经意的神情，可是他的回答却是一语道破，尖刻、锋利：“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那是共产党对他做了策反工作。”他把“投降”二字咬得格外重。
杜任之反而镇静了：“不知傅总对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有何高见？”
一直站着的傅作义这时落座，说：“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具体地说，我傅作义现在还控制着华北的战局！”将军很自信，言谈中透露着自豪感。
杜任之的心凉了不少，看来与将军硬扯和谈之事必然碰壁。他只好另找话题，聊了几句便告辞了。
9月一过，刚刚接上10月梢，战争的形势就逆着傅作义的估计发生了突变。辽沈战场上锦州解放，东北战局急转直下，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经稳操胜券。傅作义变得苦闷、忧郁，常常无缘无故地急躁。
这变化被杜任之捕捉到了。他有些“幸灾乐祸”了。他似乎找到了一种长期渴盼着的什么东西，是在将军身上很不容易发现的那种东西。他的心里萌发着喜悦，非常焦急的喜悦。再找将军谈谈。哪怕谈几句也行。
可是，傅作义近日谢客，包括杜任之在内。正是在这时候，杜任之通过曾常宁等人的穿针引线认识了刘厚同。后来，这个刘厚同成为杜任之与傅作义接触的重要媒介人物，也成了平津战场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中的桥梁式的角色。
刘厚同年近7旬，山西解县人，是傅作义的老师。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大家尊重他，学习他。他曾经担任过甘肃省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后返回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又当过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黎元洪大总统的一等侍从武官。抗战时期，他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指出“攘外便可安内”。抗战胜利后，他任傅作义的上将级顾问，但未到职，仍居家著书。傅、刘在政治上的关系也很深，刘是傅的智囊。当年傅作义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能够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阎锡山逃到大连后傅作义能够出任绥远主席，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皆因刘厚同这个高参在起作用。
刘厚同的家现住在天津。前些天，傅作义特地把他请来，住在台基厂前日本大使馆、现在是傅作义总部的高级招待所里。傅经常与他商讨军政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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