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市场社会主义的本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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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6年2月的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草菅人命、镇压异己等罪行。这对一直把苏联模式看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样板的中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结合总结本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经验，对苏式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质疑的声音也变得愈来愈强大。毛泽东也组织写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加以回应，并于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第一次提出了以苏为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除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放权让利，以便调动他们积极性的体制改革方案外，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都倾向于采取提高市场作用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

在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1908～1983）。

1956年秋季，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在全国统计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抨击僵化无效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更大程度地发挥“价值规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从那时开始，孙冶方从“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基本思路出发，构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以资金量为划分权力的标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这里的所谓大权，是指扩大再生产范围内的决策权，如投资决策权、新增生产能力的供产销安排的决策权；所谓小权，是指“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决策权，如各种规格上的调整权。前一类决策由政府作出；后一类决策则由企业自行决定。换句话说，孙冶方模式的特点，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企业供销关系进行计划管理的前提下，给予企业在日常决策（“简单再生产”决策）上较大的自主权。

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模式”和波兰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布鲁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分权模式”或称“含有受管制市场的计划经济模式”（themodelofaplannedeconomywitharegulatedmarket）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布鲁斯1979年在北京讲学时详细介绍了他的“分权模式”。这种模式把经济决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宏观经济决策，它涉及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第二层是企业经常性决策，它涉及的是局部（单个企业、联合公司等）问题；第三层是家庭或个人经济活动的决策，它涉及的是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对消费品的选择。根据这三类决策的集中（行政的方法）和分散（经济的方法）程度的不同，布鲁斯把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划分为四种：（1）三层决策都是集中化的模式，如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2）第一层决策（宏观决策）和第二层决策（企业决策）是集中化的，第三层（个人决策）是分散化的模式，称为“集权模式”，即苏联模式；（3）第一层决策（宏观决策）是集中化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决策（企业决策和个人决策）是分散化的，称为“分权模式”，这大体上是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改革的目标模式；（4）三层决策全部分散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以亚当·斯密式的自由放任经济为背景。布鲁斯认为，第一、第四种模式绝不可取，只能在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在后两者中，他主张实行“分权模式”。

在“分权模式”中，宏观经济活动由政府集中决策。政府的职能有二：一是制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二是进行投资决策。政府还通过价格、工资、信贷、税收等“经济参数”来调节市场，并为企业以至个人的活动划定范围。企业层次的决策由企业根据自身盈利最大化的要求作出。它们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价格和其他经济参数进行生产，使利润最大化。企业之间通过市场保持买卖双方横向的自由合同关系。最低的决策层次是居民，他们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工作和支配收入。

在布鲁斯看来，“分权模式”既在国家的调节下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又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有调节地利用市场机制，不但不会削弱计划经济，相反还会使计划更加完美。“在分权模式中利用可调节的市场，并不是不要计划，而是要利用市场机制来完善它。在这里，市场机制并不是一种使生产和交换服从于自发过程的工具，而是使个别企业的活动服从于表现在计划中的社会偏好的工具。”

孙冶方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中讲述了他的观点。虽然他只是在核算工具的意义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利润指标的重要性，但是这仍然使他成为60年代开始的对“修正主义”大清洗的第一位受害者，被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康生（1898～1975）称为“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