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西安之变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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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30年代中期后，蒋介石认为：华北的几个协定已签，中国已没有再让步的余地；但同时，日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该尽量拖延与其全面开战的那一天到来，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军力和国力，而不能意气求战。

我们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科学家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比如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后来，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这个委员会，称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等工作。

这个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作了大量前期准备。

中国的态度起了变化，东京那边开始上火，这个人就是广田弘毅。广田算得上是位职业外交家，平民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拿薪水。工作上很会来事儿，虽谈不上见风使舵，但也是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极端强硬、主张“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二二六兵变”后组阁，干起了首相。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东京对华的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这个福冈人的影子。广田刚当外务大臣时，想继承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但没搞起来。他的手下、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听说美国要向南京贷款并出售战机，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个私人声明，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你们英美就别插手了，蒋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会坐视的。

这个声明在当时搞得沸沸扬扬，西方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日本的无耻，外交抗议一个接一个，搞得东京很被动。广田把天羽叫来质问：阁下是外务省的关东军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阁下想跳槽到军部上班么？天羽说不是。广田说，那好，你去再发表个声明，把这事说清楚。

于是，天羽又搞了个声明，说大家误会了，日本还是赞成门户开放的，中国那边儿，有利益大家均沾。

广田很着急，觉得必须拿出一个对中国的基本政策。但他也明白，对华外交必须得到军部支持，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所以他一次次地往军部跑，说咱作为一国政府，总得有个国策吧？不能想起一出是一出。你们不去外务省，我来三宅坂行不？咱们大家一起商量。

陆军说：OK。

海军省说：慢着！我们也想掺和掺和。广田说，也好。于是外务部、陆军省和海军省搞了个联席会议。就这样，到1935年秋，“广田三原则”终于出台：

中国停止反日运动，放弃依赖欧美的政策，两国一起提携；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并与其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日共同防共，尤其是在北部边境提防苏联。

三原则一出，广田特高兴，认为是自己外交生涯的杰作：你瞧，中日间所有的关键点，我都找到了。

三原则飞到南京，蒋介石抓过来一看，顿时冷汗一身。这三条看似平常，其实水很深，他第一反应是：接受即灭亡。

但对广田抛过来的树枝又不能完全不搭理。

蒋介石召集幕僚商讨，最后拿出对策，回复广田：在第一条上，要说明中国没利用英美对付日本的意思。中日间的纠纷，造成原因，主要是两国“不亲善”。怎么才能亲善呢？先废除《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第二条，对满洲国，让它先放在那里，我们不会用和平之外的办法，但我们也不会承认它。

第三条，南京政府其实一直在防共，是你们眼神不好，没看到。至于在北部边境的苏联问题，等你们接受了我们提的条件后，我们也不会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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