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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音乐
结合传统舞蹈表演的一种音乐门类,包括歌曲和器乐曲两种音乐类型。广泛流传于中国各民族地区。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的舞蹈,具云南晋宁古寨山古墓铜鼓纹饰中的芦笙乐舞形象有不同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中国传统舞蹈音乐亦因之显现出多样艺术风格。
中国传统舞蹈音乐历史久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华夏祖先便创造出与舞蹈合为一体的歌唱艺术与器乐艺术。《尚书·益稷》所记“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以及《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内容,所述即舞蹈与器乐相结合和舞蹈与歌唱相结合的概况。先秦时期,载歌载舞颂扬领袖业绩的乐舞形式得到奴隶主阶层极大重视,宫廷中相继出现六部集古乐古舞之大成的乐舞作品——黄帝时期的《云门》、唐尧时代的《大咸》、虞舜时代的《大韶》、夏禹时代的《大夏》、商汤时代的《大瀵》、周武王时代的《大武》。这些作品在周代经乐舞机构“大司乐”整理、排练,常在宫廷礼仪程序中表演,并同时成为教习贵族子弟的基本教材。源于远古“伊耆氏之乐”、用于祭祀活动“腊祭”的乐舞,此期亦得到广泛传播。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春秋战国墓葬实物,亦有当时边疆少数民族所用芦笙舞乐和铜鼓舞乐的显敦煌莫高窑112窟唐代乐舞壁画示。秦汉以来,包含乐舞表演的综合型艺术散乐百戏得到迅速发展,随后在相和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大曲,使舞、歌、器并存的乐舞形式显露出高级大套结构的特征。隋唐时期,各民歌乐舞在长安交相辉映,九部乐和十部乐恢弘的结构、艳丽的格调,体现出此期舞蹈音乐进入全盛阶段。宋元以后,各民族民间舞蹈音乐蓬勃发展,至近代汉族的秧歌、花灯、采茶歌、花鼓调,少数民族的打歌、锅庄、萨满调、鼓舞乐、弦子舞乐、芦笙舞乐、器具舞乐、动物舞乐等,各盛一方,传统舞蹈音乐遂形成千姿百态的繁荣局面。
传统舞蹈音乐可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用纯歌唱或以歌唱为主(另加少量乐器伴奏)配合舞蹈表演的舞蹈歌曲,简称“舞歌”;一类是用纯器乐演奏配合舞蹈表演的舞蹈器乐,简称“舞乐”。舞歌和舞乐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内,因舞种和音乐形式的差异,又常常可再划分为若干不同的舞歌种类和舞乐种类。
舞歌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秧歌、灯歌、茶歌、打歌调、果谐、萨满调等。
芦笙舞乐
是舞蹈者跳芦笙舞时同时用芦笙吹奏的器乐曲。主要流传于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区苗、侗、水、仡佬、瑶、彝、纳西、傈僳等民族中。芦笙舞包括芦笙舞和葫芦笙舞两种,前者用芦笙作为舞器兼乐器,后者用葫芦笙作为舞器兼乐器,其乐即相应分为芦笙舞曲和葫芦笙舞曲两种。芦笙舞乐以贵州苗族的最负盛名,有黔东南地区的和黔西北地区的两种风格。黔东南地区苗族芦笙舞乐一般由数人成组地执大、中、小各型芦笙边舞边吹,曲目全为舞曲。其中丹寨一带的同时要加入只吹单音的五种低音芒筒,音乐雄伟而富有气势。常用曲目有《舞曲》《踩芦笙》《二步舞》《三步舞》《五步舞》《母曲》《古调》等,织体具有主调音乐特征,和声型态主要是主旋律的节奏型配奏和低音部持续长音衬托。黔西北地区苗族芦笙舞曲一般由一人单独舞蹈时吹奏,偶尔也可两人边舞对吹。常用曲目有《玩场曲》《七月米花场》《跳场曲》《搭腔曲》《正谱》《跳花》《大谱》《米梗》《梗斗抓》《梗差呆》等。和声织体有的具有主调音乐特征,有的则具有复调音乐特征,即一首乐曲中同时出现两个对比性旋律。
弦子舞乐
指舞蹈者跳弦子舞时同时用弦子弹奏的器乐曲。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彝、怒、傈僳等民族中。“弦子”为广义泛称,彝族四弦和三弦、怒族琵琶、傈僳族琵琶和三弦等弹奏乐器,有时都可泛称为“弦子”。这些乐器在相关舞蹈中,既是舞具又是乐器,故其舞可统称“弦子舞”,其乐可统称“弦子舞乐”。彝族的四弦舞曲和三弦舞曲,怒族的琵琶舞曲,傈僳族的琵琶舞曲,是弦子舞曲中较有代表性的品种。彝族四弦舞曲在云南流传较广,各地风格相异,所用乐器四弦又称“月琴”,形制与汉族乐器月琴类同。如楚雄彝族四弦舞曲常用曲目有《谢哩谢罗》《切克沙》《三步弦》等,多用单音弹挑,节奏欢快、活泼,一首乐曲随舞蹈动作可不断变换节拍和速度反复变奏。怒族琵琶舞曲流传于怒江沿岸的贡山、碧江、福贡等县。所用乐器琵琶,怒语称“达比亚”,四弦。由于怒族琵琶舞动作多模仿生产劳动姿态和动物形象,故其舞曲常适应舞蹈表现内容而被分为“跳舞调”“生产调”和“模仿调”三类。常用曲目有《友情调》《画眉调》《舞曲》等。傈僳族琵琶舞曲和三弦舞曲流传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及保山、德宏等地的傈僳族居住区。怒江州的傈僳琵琶,傈僳语称“其布厄”,四弦,其舞曲分类与怒族琵琶舞曲分类近似,常用曲目如《舞曲》《砍柴调》《雀叫调》《乌鸦喝水》等。保山地区的傈僳族三弦,傈僳(花傈僳)语亦称“其布厄”,其舞曲结构短小,节拍整齐,情绪活泼。常用曲目如《三弦舞曲》《其布厄调》等。
曲艺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门类。说与唱结合并同时用乐器伴奏以说唱人为中心演绎民间传说、故事,交代情节、描写人物的音乐样式。广泛流传于全国城乡,有繁多的种类,其中汉族曲艺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少数民族曲艺音乐在近现代亦有较快发展。“曲艺”一词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今已习惯作为古今专业说唱艺术形式的总称。
曲艺音乐萌芽于先秦,形成于唐代,兴盛于宋元,发展于明清。现存荀子(约前313~前238)的《成相篇》,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说唱性唱本。汉魏时期,进入“相和歌”“清商乐”中的叙事性作品《王昭君》《秋胡行》《杨叛儿》,以及长篇叙事歌曲《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都具有可供说唱的曲词特征。四川彭山出土的东汉说唱俑和成都出土的东汉说唱俑,表明当时已有专门从事说唱艺术表演的伎人。至唐代,寺院僧人在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基础上创造出可供说唱的佛经故事和释讲教义的“变文”。“变文”亦作“变”,说唱艺术形式“转变”的底本。“转”有又说又唱的含义;“变”即奇异,故“转变”可释为“说唱奇异故事”,这是已知中国最早形成的曲艺音乐形式之一。宋元时期,城乡工商业逐渐发展,城镇经济和市民文化生活空前繁荣,与之相适的曲艺音乐,亦随之兴盛,专供曲艺艺术和其他表演艺术演出的场所“瓦舍”“勾栏”,大量出现,职业和半职业曲艺艺人不断增加,他们以艺谋生,相互竞争,推动了曲艺音乐进一步向前衍进。此期曲艺音乐样式既有小型的“陶真”“涯词”“小唱”“货郎儿”“鼓子词”,又有较大型的“唱赚”和“诸宫调”。明清以来,曲艺音乐继续分化、衍生,新品种大量涌现,至近现代,独立曲种已积累数百余种。分类上,汉族曲艺品种基本上已形成弹词、鼓词、牌子曲、道情、琴书等五大类格局。
陈元靓编《事林广记》中的唱赚图
据1982年调查统计,曲艺品种有341个。其中汉族曲艺品种参照历史渊源、表演特征和音乐格调,除继续遵循上述五大类分法外,另还从中划分出杂曲、走唱和板诵等类。少数民族曲艺品种情况较为特殊,一般单列类别,其中侗族“嘎窘”、布依族“弹唱”、傣族“赞哈”、白族《大本曲》和《本子曲》、藏族《析朵》、蒙古族“好来宝”等音乐性较强的曲种,比较成熟并具有代表性。
弹词
“漱芳馆素卿歌俞调”图是说唱者兼用琵琶或三弦、月琴等弹奏乐器跟腔演奏,再适当配以其他乐器伴奏的一类曲艺形式。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省,代表曲种为苏州弹词、扬州弹词、绍兴平胡、四明南词、长沙弹词、广东木鱼歌等。传统弹词演唱一般一至三人。在江、浙地区,一人唱者称为“单档”,两人、三人唱者称为“双档”“三档”。唱者或自弹琵琶,或自弹三弦,或自弹月琴,边弹边说边唱,以叙演中长篇历史故事和现实题材。苏州弹词的中长篇唱本以说、表为主,兼容唱段。另还有一种全篇用歌唱的独立短段,此称“开篇”。唱段称为“唱篇”,唱词多为七言,用方言歌唱。腔调具有吟诵性特点,多为上下句结构的乐苏州弹词段,反复歌唱时可随语言声调、语气作细致变化。“开篇”作为独立短段,常在正式说唱中长篇本子之前演唱,内容一般与说唱正文无关,此时主要起试音调嗓、安定听众的作用。弹词在表演上注重“说、噱、弹、唱”的综合性技艺发挥,“说”亦称“说表”,即用官话(“官白”)和方言(“私白”)来讲述故事情节;“噱”亦称“噱头”,即说唱中穿插的幽默笑料;“弹”即艺人的乐器伴奏;“唱”即唱腔唱法。苏州弹词历史悠久,现知最早用“弹词”命名的唱本为元末杨维桢(1296~1370)所作《四游记弹词》,其中包括《侠游》《仙游》《梦游》《宴游》四篇。明中叶杨慎(1488~1559)所编《二十四史弹词》,亦为当时著名作品。历代多有著名艺人出现,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清乾隆至同治间的“陈、俞、马”三大流派。“陈”即陈调,由乾隆年间(1736~1795)的陈遇乾所创,唱腔受昆曲、苏滩影响,风格稳健、苍劲,适于表现中、老年角色;“俞”即俞调,由嘉庆年间(1796~1820)的俞秀山所创,真假嗓兼用,音域宽广,风格抒情、婉转;“马”即马调,由同治年间(1862~1874)的马如飞所创,早期唱腔似吟诵调,后吸收滩簧唱腔,风格质朴、爽快。其后,陈、俞、马三派又陆续衍生出更多新兴流派,使苏州弹词唱腔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
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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